1957年洪君彦和章含之结婚后在北大校园留影

摘自 《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 作者：洪君彦 出版社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夫妻相见不相识

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，直至1971年9月“九一三”林彪事件以后，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，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，我才回到学校。在鲤鱼洲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我，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挣扎求生存。那时因女儿妞妞留在北京，为了询问女儿的情况，也有家书往还。但从家书中找不到片言只字的安慰话。其间，我于1970年夏天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。那时妞妞已九岁，因一向照顾她的外婆已去世，她妈安排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住宿。我风尘仆仆从干校回到家中，丝毫感觉不到家的温暖，反而是寒气逼人来。因女儿住校了，只有到周末才能见到她，平时家中无人与我交谈。那时我的脸晒得漆黑，衣着邋遢，我不想见人也不愿上街。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，打发日子。

而那时章含之已是外语学院的“通天人物”。毛主席派八三四一军宣队进驻外院，成立教改领导小组，章是副组长。因为她与我的处境不同，两人见面更陌生了。有时如果她回家，我只见到家中总是高朋满座。一班人高谈阔论，他们谈教改、谈学校复课。章摆出领导者的架势发号施令，口气很大。她忙得不可开交，而我在北大仍是审查对象，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，心中感到十分委屈、不平。章在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样子，有时甚至盛气凌人。她的变化太大了，变得我几乎不认得了。我不禁想：过去那个温柔可亲、斯文优雅的人哪里去了？

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，章已在外交部工作，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。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。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，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。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，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。所以在毛主席、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、唐闻生、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，说：“瞧，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。”连我的朋友、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，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，还好奇地向我打听章的动态。我不想说出真相，只能支吾以对，十分尴尬。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，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。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提她的工作，似乎她所从事的是很神秘的机要工作。我厌恶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，根本不屑于打听。

离婚迫在眉睫

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。待她返京后，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。据说章自进入外交部后，从来不愿提她的丈夫是谁。即使同事间闲谈家常问起她的家庭情况，她也只说有个女儿叫妞妞，至于丈夫的名字她始终不愿说。但我的同学却知道，她的丈夫是谁。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。我听后一点不吃惊，心想：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。以我的亲身经历，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。

章提出离婚 未提毛主席

1972年年底，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。她说：“我们的缘分已尽了，分手吧。这样对双方都好。”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。心想：这是早晚的事，是必然的结果。我心里很清楚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，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。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，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，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，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。而是她有所企盼，有所追求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，不离婚更待何时？所以她一提出离婚，我就爽快地答应了，没半点争执。不过，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。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，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。

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，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、向年幼的女儿交代？我想：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；而我最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妞妞的影响。女儿那年才十一岁，小学尚未毕业，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。突然一个家散了，孩子能接受得了吗？要跟她讲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，如何启齿？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：先办好离婚，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、小的交代。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，章早有打算。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。如此等女儿一走，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。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，在《红色资本》(2003年3月号)栏目《红门后代》中有记载：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，洪晃的见解是“尊重但不接受”。女儿的这种反应，章早有预感。

在办离婚前半年，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(那时妞妞并不知情)，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带到上海探亲。妞妞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，从未见过上海的亲戚。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、祖母来京看孙女，她毫无印象。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、叔父、大姑、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、表兄妹。同时，女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。我无法留住她，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，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。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，大姐特别疼爱这个侄女，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，还要照顾妞妞，替妞妞洗澡。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在上海逗留十天，其间我还带妞妞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锡、苏州游玩。那短短的十天，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。

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。在洪晃著的《我的非正常生活》中，她的老友朱伟提到：“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‘情感缺失’。”这是实话。且不说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，即使在家庭完整时，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，给她的亲情太少了。那时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，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。我当时所能做到的，就是星期六早点回家陪伴她、照顾她；每个月发工资后，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。可是，“文革”后我成了“黑帮”，连尽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。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。

欺上瞒下先斩后奏

1973年2月，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。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。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：

“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，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理由是什么？”

我们两人都说：“长期感情不和。”

他又追问：“感情怎么样不好？说具体点。”

两人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。

办离婚走后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