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年7月,我牙根发炎,不停流脓流血,到医院治疗,不见好转,心里很着急。一天晚上,找到市委医务室,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,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:“可能是缺核黄素,你多服几粒试试。”我想,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,就一次吃了20粒,一连吃了几次,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。这真是“一行服一行,麻糍果里沾砂糖”。
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,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,因注意力不集中,摔了个四脚朝天,一条腿鲜血直流,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,疼痛难忍,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。
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,如何增强企业活力,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。搞好企业,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,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,真正发挥作用。当时,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,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。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,媒体一度炒得很热,中央很重视,万里、姚依林、张劲夫、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,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。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,武汉有的企业,因领导去得多,作的指示也多,企业无所适从,经营一塌糊涂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,却发展得很好。比如,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,一年得了两块银牌。我知道后说:“领导到企业去,讲的话或作的指示,企业领导听一听,不要太当真,作主的是你们自己。”
上世纪80年代初,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,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。“淡则断,旺则烂”,农民不高兴,市民不满意。我当了市长,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。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,我应邀参加,他说:“要改革,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,死鱼变臭鱼。”我说:“不会的。”他说:“你很年轻,要真干!”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。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,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。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。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,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。武汉人还有个习惯,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。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,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,有的乡、村甚至还在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,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,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。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,若遇上哪年“春泛”、“秋溃”,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。菜价猛涨,群众怨声载道,有的人还打“市长专线”骂娘。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,放开市场,放开限价,让农民进城,激发菜农的积极性,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,加上“春秋两淡”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,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,终于放活了市场,富裕了菜农,保障了供给。市民高兴地说,过去吃的是“无缝钢管”样的竹叶菜,“马鞭子”似的苋菜,“鼓眼睛”的豆角,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,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,一洗一切就能下锅,很实惠。
1984年,万里同志到武汉来,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。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,十分高兴,说:“小吴,你不是滑头。”中午陪他吃饭,他还说了许多。1986年9月,我调任江西省长时,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。回国后,他到浙江视察工作,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,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,在上饶才上车。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,说:“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,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,大胆改革开放,发展商品经济。江西比较保守,领导之间矛盾不少,你不要管那些,向广东、浙江学习,把经济搞上去。”
写到这里,又想起1984年武汉“严打”,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,我去看了,很难过。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: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,对可抓可不抓的,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,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。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,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。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,社会反响是好的。
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,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,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,不仅演技精湛,而且人品好,事业心强,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我离开武汉后,她要我帮过两次忙。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,她找到我,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,需要600万元,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,要我帮她转交。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:“这是夏菊花的信,她名气很大,脸皮很薄,建议总理支持一下。”朱总理很快批了。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:“真没有想到,总理效率这么高,这么重视杂技事业,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,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。”后来,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。2008年,她又找到我,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,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,又要我帮忙转交。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:“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,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,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。如能批最好,如不行,建议批得缓和一些,否则她会哭鼻子。”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。3天后,温总理批了,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,一再说“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,我们非常激动,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”。
在武汉的18年半,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,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。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,得到过帮助,得到过认可,感受到了善良,也经历过艰难。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!